董桥好收藏。沪上潘亦孚让给他知堂条幅，结果受到读者克谦诘问：周作人到底写了什么内容？为什么独要收藏他的字？
毕竟是文坛老手，董桥的应答脱俗，也不惹人反感。他说：
那幅字题的是唐人诗：“澹然空水对斜晖，曲岛苍茫接翠微。波上马啼看棹去，柳边人歇待船归。数丛沙草群鸥散，万顷江田一鹭飞。谁解乘舟寻范蠡，五湖烟水独忘机”。我少年时喜欢周作人的小品，一度模仿他的笔调，太难了。几十年后的现在，我还是觉得他的随笔写得有个人风格，却不想去学他了。周先生的字我过去毫无领会，年纪越大竟越偏爱了，看似端雅腴润，其实法度里透着一丝刚健，是上好的文人字。周作人确实是落过水，抗日时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署督办。我很替他难过，却依然认定他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家。
这篇他借《苹果日报》专栏“时事小景”所写的短文，取名《“美丽的错误”》。文末说“周作人当督办的罪名没有转圜的余地。可是我还是喜欢周作人的书和字：‘美丽的错误’！”（《没有童谣的年代》，董桥著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，页17—18）
《没有童谣的年代》也有文追忆台静农，说他生前想请庄慕陵写对联：“人生实难，大道多歧。”董桥转述老同学的话说：“台先生说，当今之世，人要活下去也是不容易的，能有点文学艺术的修养，才能活得从容些。”
台先生的话值得品味。很多有文艺修养的人，面临艰难抉择时，选取的人生道路，确实让后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李欧梵的专著《上海摩登》，集中论述一批今人陌生的文人，包括给人遗忘的“都市现代派”作家刘呐鸥、穆时英和邵洵美。他申明，“选择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准是，作为现代派作家，他们都和上海城渊源很深。”（页147）他分析刘穆二人，谓“都是相当特殊的，因为对他们而言，城市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世界，是创作想像的关键资源。作为中国‘新感觉派’的领袖，他们尝试用一种试验技巧来表达他们的都市情结，这种技巧是既和五四传统的现实主义大相径庭，也不同于施蛰存的风格。”（页179）他们二人的结局很相像也很恐怖：
1939年，也即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，刘呐鸥成了汪伪集团控制下的一份报纸的头目，而同时，他也在监制一部电影；然而，他的生命却突然被一场暗杀中止了，有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，也有说是与臭名昭著的青帮相关的地下黑手党干的。（页180）
穆时英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似乎又是模仿了刘呐鸥：他从香港回上海准备接管汪伪集团治下的一份报纸时，于1940年据报道说被国民党秘密特务暗杀了。（页181）
相对而言，邵洵美的命运稍微好一些。不过，他并没有附逆经历。其好友张若谷有专文，将他与阿英、郑振铎和柯灵等并列，称之为“笔的战士”。在《漫谈孤岛文坛》的随笔里，张说，“在前线和大后方的人士，往往喜欢把滞留在上海的文艺作家比作北平的周作人，或那出卖了灵魂的刘呐鸥，穆时英，林薇英之类，这是一种莫大的错误判断。对于这一种误会的错觉，在上海正在作艰苦奋斗的作家们是认为特别痛心的。”（《张若谷集：异国情调》，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6年4月初版，页199）他谈到邵洵美，特别指出“战事几使他成为一个无产者，曾与项美丽女士合办中文及英文本《自由谭》月刊，大部分的著述都用英文写的。他写过《一年在上海》，并在《中美日报》的《集纳》每周发表‘金曜诗话’，最近专心致力印刷事业，久已不执笔了。”（页197—98）
李欧梵说，项美丽（EmilyHahn）是邵洵美的美国情人。他带着她“在上海文学圈里公开出入，项美丽是《纽约客》的一个记者，亦是《宋氏三姐妹》的作者（邵洵美本人帮助了她的研究）。”（页227）但是，他叙及邵的晚年，称“共产党接管后，他就自愿向新的人民政府上缴了他的印刷厂和所有的印刷工人，但政府却把他收监一年，毁坏了他的健康。他最终死于一九六八年，文革如火如荼时刻。在他最后的岁月里，他尝试做一些授权翻译来养家，……”（页232）但这描述却不尽准确。
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？上月前往台怀镇途中，上海译文出版社老总编叶麟鎏先生，曾告诉我一些他与邵洵美往还的旧事。提起邵的被难，他说那也是一个“美丽的错误”：上海解放初期，中外邮路不畅，邵恋旧情思念项美丽，托相熟英国人捎信，但却不知对方是安全部门监控的国际间谍。邵因此被“收监一年”，但始终没定罪名，后来不了了之。另据贾植芳回忆，邵在入狱之前，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编辑，每月可预支200元稿费（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初版《狱里狱外》，页183）。按说，人民政府给邵的待遇也说得过去，因为从1955年到1959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请周作人和钱稻孙译书，给周的稿费为每月200元，给钱的只有100元（文洁若著《晚年的周作人》，载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初版《闲话周作人》，页22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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